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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tGPT在知识风暴、代码编写、英文润色等学术应用方面具有优异表现，适合成为每个科研人必备的学术小助手。如简单输入如下指令：“列举10篇最有影响力的统计学论文并作简要介绍”，就会得到后文的回答。社科学术汇也组织了《ChatGPT提示词工程学术应用》课程，以利用ChatGPT提升Stata、Python代码编写及英文润色等效率，可以转发本推文可以获得8折优惠。 Fisher, R. A. (1925). “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esearch Workers”. Oliver and Boyd.这篇论文是统计学领域的经典之作，介绍了许多基本的统计学方法，如t检验和方差分析等。该论文对于统计学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Neyman, J., & Pearson, E. S. (1928). “On the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Test Criteria for Purposes of Statistical Inference”. Biometrika.这篇论文提出了假设检验的概念和方法，成为了统计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。该论文还提出了显著性水平和功效的概念，对于统计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贡献。Hotelling, H. (1933). “Analysis of a Complex of Statistical Variables into Principal Components”....

近日参加了本社主办的辩论赛，围绕“借助ChatGPT撰写的论文能否在学术期刊发表”，作为反方三辩陈述观点。 作为一名辩论赛的新兵，除了对辩题本身的思考外，能做的就是恶补各种辩论赛的理论知识，以及怒刷各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视频。最大的体会是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辩论赛的特点，那就是——辩论赛争论的焦点，是对辩题的价值判断。 与价值判断相对的，是技术判断。借用社会学家马克斯•韦伯在20世纪初提出的“工具理性”和“价值理性”这对概念，会更好理解。前者注重手段、条件、形式和程序，强调结果和效益的最大化；而后者注重目的、理想、内容和实质，强调行为背后真正的价值和含义。从实践层面来看，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，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，二者互为根据、相互支撑。 比如说，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，新加坡国立大学迎战武汉大学，辩题是“是否可以成败论英雄”。如果进行技术判断，那么讨论的就是“如何在论英雄中有效地运用成败指标”；如果进行价值判断，那么讨论就变成了“以成败论英雄是否对社会发展有益”——双方恰恰是选择了后者展开己方的立论。 无独有偶，今年两会后，李强总理在谈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提出，凡事要多作“应不应该办”的价值判断，不能简单地只作“可不可以办”的技术判断。 于是，我从学术研究、学术传播的价值出发，比照在学术研究中使用ChatGPT可能对社会价值体系带来的冲击，形成了三辩的辩词。并针对比赛当天正方一辩提出的“ChatGPT可以让论文变得更好”“ChatGPT可以给作者带来便利”“ChatGPT已经成为目前的潮流”三个方面，进行了攻辩。 三辩词 对方辩友问我，我会如何合理使用ChatGPT。我的回答是，我不会使用ChatGPT。因为用未授权的语料训练它，违反我国刑法；生成的作品没有原创性，违反我国著作权法。 对方辩友还说，ChatGPT是目前的潮流。历史长河中，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的例子太多了，短时的兴盛，就能断言它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吗？ 对方辩友还说，ChatGPT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一些技术性工作。这让我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调整粮食定量的报告送到总理那里，已经连续工作17个小时的周总理，依然亲自逐个数据审核修改；保健护士心疼地说：这些技术性工作，就不能让其他人做吗；总理严肃地说：我不亲自算一算，怎么能知道底细呢？ 我方一辩已经充分论证，ChatGPT只是给作者带来了一些所谓的便利，却把原本应由作者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编辑和审稿人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的整体效率。 我方反对借助ChatGPT撰写论文，原因之一是，这背离学术研究“理性批判”的基本要求。子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仅仅被动接受，不去主动思考，只会迷失于信息的汪洋大海。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，源于一代代科学家的批判性思维。离开了对事物内在关系的辩证思考，只会在现象层面人云亦云的ChatGPT，如何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呢？ 第二，发表借助ChatGPT撰写的论文，背离学术传播的文化使命。学术研究向来不易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学术期刊除了传播最新发现之外，也要倡导锲而不舍攻坚克难的科学家精神。如果期刊任由劣币借着所谓的“高效率”去驱逐良币，又何谈维护健康而有活力的学术生态，何谈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呢？ 第三，借助ChatGPT撰写论文，无法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。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如果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，就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。需要学习语料才能给出回答的ChatGPT，能够回答时代之问吗？发表这样写出来的论文，又能够解决时代交给我们的哪一个课题呢？ 第四，发表借助ChatGPT撰写的论文，背离“劳动创造价值”这一人类文明的基础。多劳者多得，是对勤劳者的褒奖；不劳而获，是对懒惰者的唾弃。我们通过撰写论文的劳动，获得了能力的提升，又以这样的能力，在新劳动中创造更大的价值。在人类智慧的最先端——学术研究领域，我们不能，也不应该放弃身为劳动者的主体责任。 对方辩友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，那就是目前的人类文明仍旧非常幼小。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，人们吃不饱饭，社会治理水平极度低下，动乱频发。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，可以功成身退，让ChatGPT来替我们干活儿的话，我们就将永远停留在这个低级阶段。地球摇篮之外，还有星辰大海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呀！ 辩论赛结束后，对双方观点进行复盘，发现还有一些问题，是比赛时没有抓住机会说清楚的，一并总结吧。 ChatGPT作为一种新事物，天生有“拥抱创新”的道德豁免权。我国激波风洞的奠基人俞鸿儒院士，对“创新”有一组精到的评价：“创”是前所未有，而“新”——新衣服可能是买来的，相同的东西多得不得了；“新”这一层面的技术革新、小窍门、科技化建议固然重要，但不能替代从“0”到“1”的“创”。 ChatGPT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一直是其重要卖点。“效率”很重要，但当成价值来追求，就要出问题。这是因为，要先有“效”，才谈得上“率”；打头的“1”得是正数，后面的“0”才有意义。ChatGPT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如果不能获得保证，还需要后续审核的话，“率”越高，“效”越低。 ChatGPT尽管只是人类发明的众多工具的一种，但与广泛用于学术论文撰写的计算器、统计学软件、数据可视化软件等工具存在根本性不同。后者提供的结果，100%源于使用者提交的数据，仅仅改变了数据的表现形式；而ChatGPT提供的内容，并非源于使用者提交的数据，而依赖于概率的计算和选择。因此，准确性问题源自其计算模型，解决起来颇有难度。 2023年5月16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谨慎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大型语言模型工具，主要顾虑就在于内容的准确性，以及健康数据的安全性。如果说随着技术的进步，准确性在未来有望提升，但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还重申了在设计、开发和部署医疗人工智能时的六条核心原则，第一条便是： “保护人类自主性。” 如何理解“人类的自主性”？自主性并不在于人类要去亲自完成每一项工作，而是说社会的发展要源于人，要源于人的自我实现的动力。如果说ChatGPT带给我们的便利，仅仅是帮助我们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占得先机，而不是让我们产生追求卓越的内在动力，那么，即使个体能够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中短期获益，但从长期来看，整个社会依然不可能有所发展。 马克思主义者大概都听过这句话：“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”ChatGPT可以回答问题，但却无法替代学术交流、智慧交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这种交流和交锋，会丰富每一个人的思想、生命，也会让社会更有活力。 ChatGPT目前最受诟病的，是它会编造一些文献。在我看来，它最糟糕的表现，在古诗写作。古典诗词，“古”是指它需遵循旧的格律，“典”是指它要用“典故”。由于古诗字数少，为了在有限篇幅内，涵盖更多信息，符合格律要求，以助意象的表达和意境的形成，会使用前人诗词中的语汇。比如，用“金乌”代替“太阳”，用“金风”代替“秋风”。正因为不同时代的诗人都会使用同一套“典故”，古诗就不再是4×5或4×7的文字排列游戏，而成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“文脉”。 即使是现代汉语，ChatGPT生产的内容也远远称不上优质。原因很简单：英汉语的构成逻辑完全不同。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提出，英汉语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差异，这种差异体现在民族的世界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、语言和文字间的优选关系、词源、词组构造、具体语法等多方面。用英语逻辑生成的汉语内容，必然会丢失汉语独特的空间性特质，从而变成一种穿着汉语衣服却有英语内核的“香蕉语”。这对汉语的独立性，会造成隐秘而长久的损害。不光是汉语，其他各国家各民族，也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。文明的多样性，是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包容的基础。文明的传承创新发展，必须也只能依靠生活在该文明中的人。基于某一种语言的ChatGPT，带给人类文明的，究竟是机遇还是地狱，仍需要仔细观察，谨慎判断。辩论赛大幕已落，尘埃将定，但围绕ChatGPT的思索才刚刚开始。在判断ChatGPT究竟会给科技期刊、学术研究、人类发展带来何种影响时，不得不考虑什么才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真正价值。唯有如此，才有可能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，找到虽坎坷却正确的道路。题图  via  栗东旭《射日》end. 　不求闻名， 　只为记录； 　更新随机， 　关注随意。 　我就是我，我不是烟火。